民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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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0日 星期五

民監署檔案1808152(國賊禍港劫害無窮 赤匪非法臭理可惡)
民監署倡:拯救香港,必須先捕赤匪。國賊的存在赤匪是毒無可藥的癌症。據本檔內容千真萬確,就本署職能責無旁貸也難辭其咎。理由:就基本法準則追究責任中;主權在民的監督及守護,中央及港府屬被監督而履責任行為!
引用文章:2018-06-20邵善波批馬道立無視回歸以來變化 終院應承認政治角色  前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指,終審法院應承認自己的政治本質、面對自己的政治角色,質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早前指「法庭只是處理法律問題」的說法。  邵善波在《明報》撰寫評論文章,提到馬道立早前提出「法庭只是處理法律問題而已」,意思是法官判案不會考慮政治因素,叮囑港人不要將政治問題推給法院處理。邵善波對馬道立的說法感到詫異,認為終院的角色就是要在出現訴訟時,對這些不同權利、價值觀之間出現的矛盾,作出仲裁,就已經是政治問題。  他批評馬道立只守舊於過去英式的普通法法制,無視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法律制度的變化,並不與香港回歸以來的成文憲制及人權法的現實匹配。終院對推翻對暴動分子的刑期、同性婚姻問題的最後處理等,都和市民的價值觀有很大差距,令市民對司法制度失去信心,認為終院需要關注這個問題。  他指終院要明白,要承認自己的政治本質、面對自己的政治角色,才能正確地執行自己的責任。香港市民亦有責任、有權利認識清楚終院的性質與角色。
2018/8/10-13:50立場訊  倡「非軍事鬥爭」 梁振英:港無情治機關成國安負累 西方會用跟蹤竊聽對付民族黨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連續多天發文攻擊外國記者會邀請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演講,今天繼續在facebook專頁發帖,呼籲「不能輕視任何港獨的苗頭」,更提出號稱最自由的國家都有禁止叛國和分裂國家的法律,「更有專職監視、偵査和反制的機關和手段,這是大家熟知的軍事鬥爭以外的慣常的非軍事鬥爭」。  梁振英又稱,作為最開放和最國際化的中國城市,香港沒有情治機關,也沒有國家安全或內部安全法律,容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軟肋和負累。又指「如果民族黨這事發生在西方國家,全部黨員都會被列入黑名單,都會被跟蹤、通訊會被竊聽,談話會被錄音;如果和外國人有接觸,情治機關的警報就會拉響了。言論自由?」。  梁振英帖文全文如下:【不能輕視任何港獨的苗頭】世界各國都不希望自己的人民當中有叛國、分裂國家和進行顛覆的行為和活動。但是由於歷史、種族、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等原因,世界各國都不敢說自己的人民當中絕對沒有這種人,更不敢說外部勢力不會利用內部分岐,擴大矛盾,進行吸收(用香港的俗話說,就是收𡃁)。  因此世界各地,包括號稱最自由的國家都有禁止叛國、禁止分裂國家和禁止顛覆的法律,更有專職監視、偵査和反制的機關和手段,這是大家熟知的軍事鬥爭以外的慣常的非軍事鬥爭。  香港人的國家意識薄弱,國家安全意識尤其薄弱,對國際關係的本質看得十分單純,我們對軍事裝備知道一些,但對非軍事較勁沒有興趣。過去幾十年,西方作者論述國際間明爭暗鬥的書不少,但是在香港的銷量比談流年運程的書少得多,我建議大家買來翻一翻,溫故知新。  作為最開放和最國際化的中國城市,香港沒有情治機關,也沒有國家安全或內部安全法律,我們容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軟肋和負累,不能不提高警覺。這不是我們一句「唔使理佢」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光靠主觀意志。  民族黨力量「微薄」,不需要關注嗎?如果民族黨這事發生在西方國家,全部黨員都會被列入黑名單,都會被跟蹤、通訊會被竊聽,談話會被錄音;如果和外國人有接觸,情治機關的警報就會拉響了。言論自由?  沒有人可以將香港從祖國分離出去,但是如果我們不阻止港獨的歪念,考慮到今天的國際大環境,以及香港相當一部分青年人的傾向,陳浩天等人的活動和行為,會對香港造成極大的傷害,包括影響中央和香港的關係,破壞內地人民和香港的感情。  我擔心的不是這些人攪港獨的結果,是過程中香港要付的代價。我們的擔心,可能是別人樂見的。

2018/8/10-12:30立場訊  邵善波:聯合聲明無現實意義 全國人大至高無上 國家各部委也是香港的部委  現為新範式基金會總裁、前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今日在報章撰文,批評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等批評中方傾向忽略或避免提及《中英聯合聲明》的說法。邵善波指中英聯合聲明已「無現實意義」,已是「歷史文件」。他認為,中國國家憲法中有關國家制度和機構的所有條款都應適用於香港,「全國人大在中國的地位,如同英國國會在英國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它對香港的決定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  兼任大律師公會憲法及人權事務專業委員會副主席及主席的陳文敏與布穎琪,日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稱,近些年來內地官員談及一國兩制時總是傾向忽略或避免提及《中英聯合聲明》,好像它根本不存或完全不相關。  邵善波今日在《明報》撰文回應,指中英談判只是一個機會,讓英國可以了解、澄清中方對收回香港後處理香港的政策,及對此提出意見,「中英聯合聲明當然是存在的,但它確實也不再具有現實意義,因為中英雙方就聯合聲明要履行的責任已經全部完成:香港被交還給中國…這份文件已是一份歷史文件」。  他又認為,中英聯合聲明沒有賦予英方任何主權移交的權力與責任,「中方對港政策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中英聯合聲明並無賦權英國監督或參與中方對港政策的落實。」  他引述2014年國務院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認為基本法或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是來自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以此理據認為英國有權、有責介入香港的事務,更是錯上加錯」,因在香港獲得「特殊待遇」,來源和根基是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國家各部委也是香港的各部委」  邵善波又稱,不少人誤以為在一國兩制下,國家憲法在香港不適用、無效,他認為國家憲法中有關國家制度和機構的所有條款都應適用於香港,這一點不應有爭議,「全國人大、國務院及各部委,也是香港的全國人大、國務院及各部委,分別只是他們執行他們的職權時也得按基本法辦。」  邵善波稱,「全國人大在中國的地位,如同英國國會在英國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它對香港的決定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他舉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一地兩檢」的決定,確認了香港和廣東之間的合作安排協議符合一國兩制政策和基本法,是對香港有約束力的決定。  邵善波批評,起草基本法時,身為諮詢委員、資深大律師張健利提出一個「四角原則」,即1997年回歸後香港的憲制及法律框架,應只有基本法,超越這法律文本的邊界的不能介入;國家憲法、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和決定,在香港全部都是越權、無效,「這設想當然是一廂情願、異想天開,並沒有任何憲制和法律基礎。然而不幸的是,這仍然是現時不少香港法律界人士的心態。」11/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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