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監署檔案1905070（良心無道予人誨
山河一片是非多 香港淪陷 今朝魔政堪極端 天涯海角寄無情 患禍香江）天有序自然兩極分
地有情人為地方主
引用文章：2019年5月10日 上午9:32《64．30》 之《守望者》【Now新聞台】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真相與責任，仍然未解決。 天安門母親年事已高，至今已有五十多名難屬，未見平反，便已離世。平反六四可以由誰來接棒？ 一名難屬追尋弟弟在六四後失蹤的真相，公開家中的遭遇，為的是要討回一個公道。
2019/5/9-17:43主場訊:超越時空的抗命者 — 應陳健民教授【文：竹葉三郎】最近，陳健民教授發表了〈獄中書簡〉，裡面提到梭羅、甘地、馬丁路德金，讓我想起五四運動、六四民運，甚至雨傘革命的傳承。身邊有些朋友，在雨傘一役以後，都決定不再參與政治運動了，最近的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一次都沒有去。他們覺得「灰機」、覺得「沒用」。「花時間談論政治幹嘛？香港政府咪又係一樣『霸王硬上弓』！」談論政治，談論人權與公義，真的沒有用嗎？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一些學者（比如說陳平原教授）曾提到關於五四的「重構」。每個時代，在詮釋五四之時，其實都無可避免的會「滲入了自己時代的課題和答案」，因為五四運動，其實是一條不斷地喚醒每一代人「主體性」（例如：個人權利、自由意志、批判思考等等）的「啟蒙鏈條」。每一次，當我們談論過去
— 談蘇格拉底的從容就義、談奴隸制的廢除，談文革的荒謬，談六四的犧牲，便是印證了克羅齊（Benedetto Croce）那句著名的話：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在中國內地，當六四「被消失」，只有紀念五四作為一種「大肆宣揚」的「傳統」，它之作為「傳統」的意義，便在於一次又一次的「審視當下那些想當然的傳統」。五四運動的本質，就如羅家倫在《新人生觀》一書所提及的那種「新的人生哲學」：那是不專恃權威的，我們要以理智來審察現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條件。「權威和傳統並不是都要不得，祇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更要看其「是否合於現代生命的願望、目的，以及求生的動機」。中國官方不斷地提醒民眾要「愛國、愛黨」，習近平最近的五四演講，更提醒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可是，共產黨創立人之一的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卻是這樣說的：「愛國主義固然重要，但我們卻不應盲目贊美它，因為儘管它非常重要，也必須在人們意識到國家之目的以後才能引導人們愛國，這一點只有通過理智的作用才能理解。國家之目的是什麼？是『保障權利，共謀幸福』。」 「權利」與「幸福」，是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花盡心機，甚至窮畢生之力所探討、所追求的議題。他們談論政治，就是要讓群眾明辨是非，並彰顯公義。多年前，筆者在大學期間，嘗讀龍應台《百年思索》一書，回望辛亥百年以後的中國，民主進程不過「多次輪迴」、「推倒重來」。彼時，更看到陳丹青在《民國是歷史還是現實》的演講中，所提到過的一則評論《建黨偉業》的短訊，裡面寫道：「（在民國時代，）報紙可以私人控股，新聞可以批評政府，大學可以學術獨立，學生可以上街遊行，群眾可以秘密結社，警察不可隨便抓人，權利有邊界，法律有作用，人權有保障，窮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如此景象，對照當年中國，劉曉波因《零八憲章》入獄，不禁生嘆。那時候，我寫了一首詩，名之為《曾經為何》，它的內容是這樣的：
燃一根蠟燭 走在無盡的荒漠 對著無垠的夜空 光之所存，暗之所滅。同時 光去，暗來 風吞噬了燭火。邪聲呼呼 呼來塵沙共謀，掩了足跡 —
當時，筆者的沮喪，彷如現今之「傘後世代」，充滿無力感。然而，面對意識形態的霸權、面對現實之不如理想，難道就要輕易地灰心喪志，心甘情願的成為「佛系」一員，並「主動地」投入「犬儒主義」的懷抱？林榮基離開香港，乃是出於一種迫不得已的無奈，他被中共通緝，回港以後，縱被人跟蹤，縱有所恐懼，亦盡了他沉重的責任，發聲多時。臨別之際，他說了一句：「不是有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有希望。」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牽涉到輿論作為「第四權」對政府的監督，它連帶的效應，關乎香港的言論自由。 陳健民教授身處獄中，仍視「每一天被關在囚牢，都是在控訴這個不義的政權」，更何況至今仍能夠發聲的我們？自暴自棄、放棄追求，可以有千萬種理由，不差一役「運動失敗」作為藉口，因為放遠來看
— 每個人亦終有一死，太陽系還是要毀滅 — 那不是更令人絕望、沮喪嗎？但我們可會因此而墮落？世世代代，多少人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文化、哲學、藝術、宗教而獻身，「煞有介事（木心語）」地奮鬥著。木心此話，可不是諷刺之語，因為他在文革期間因言入獄，在獄中，仍會問獄卒拿來紙筆，偷偷寫作。木心的《獄中筆記》，是自由意志的體現，就如陳健民老師如今所寫的《獄中書簡》。 羅家倫在《新人生觀》中，特別提到柏格森（Bergson）的「生力（Élan vital）」，並引伸此概念至每個人的「人生觀」，說道：「生命是創造的活動（creative
activity），而意志就是生命的創造力（creativity）……舉粗淺一點的例子來講，一個人自己不要活，醫生難道有什麼辦法。醫生還能夠告訴你，一個病人自己求生的意志，對他醫療上是怎麼一種幫助。」《新人生觀》其實是羅家倫後來作為中央大學校長在抗戰期間的演講集。在講座中，他告誡那些面對戰爭而徬徨的人們：「雖然遇着過人之中有壞的，但是不能對於『人類』無信心；雖然目擊強暴，不能對於『公理』無信心；雖然知道有惡，不能對於『善』無信心；雖然看見有醜，不能對於『美』無信心；雖然認識有假，不能對於『真』無信心。我們要相信人類是要向上的，是可以進步的，我們的理想是可以達到的，我們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因為宇宙是人生的本體，是真實的。」逆境來了的時候，人生，好比監獄、就是監獄，但回顧歷史，多少人沒有放棄。 宇宙是一個「四維時空連續統」，我們的大環境，亦一直受信念而衍生出來的種種實踐所影響。民主的土壤是廣闊的，不論是耕種的範圍上，抑或是栽種的形式上，因為它不是一時的事。議會上的民主派議員，為了抵抗惡法，仍在抗爭。為什麼他們沒有放棄？為什麼不乾脆放棄？因為過往的歷史先賢，如盧梭、如甘地、如曼德拉⋯⋯甚至我們在雨傘運動中所捍衛的種種價值，是十方一念，也是一念十方。 佔中七子判刑當晚，筆者在讀畢朱耀明牧師的《敲鐘者言》後，當即寫了以下一首新詩，名為《我即我們
— 敬朱耀明牧師》： 推土機前種花 花長於泥 也必萎於泥 這是一場 永恆的宿命 他在推土機前種花
他說 他種的不是花 他種的 是記憶之必要 於是 泥不再是泥 花也不再是花
那是一顆種子 植根心田 使遍地開花 入獄的他們，絕非「被體制唾棄的石頭」，就像我們至今仍記得那些五四以降，在爭取民主的那些路上，啟蒙過我們的「他們」。民權運動是跨時空的，每個人都可以盡己之力，在各自的範疇，做點什麼，哪怕遇著什麼。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姑且以此詩作結。10/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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